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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新考证了元代浮梁磁局所隶属的机构及其职的品级，并通过讨论浮梁磁局大使与元代中后期委派的督陶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元在其统治中后期加强了对瓷器事务的管理，同时简要分析了产生此变化的原因。内从唐玄宗朝始就是服饰赏赐的重要受益者。但到晚唐，随着宦把持政权，被动受赏已不能满足其需要。从已掌握的晚唐墓志材料看，内侍省身居要津的局很可能是"赐绯"与职事同授，而内侍省省与清要局也存在使职与"赐紫"同授的倾向。"紫绯"的"赐"、"授"转换，实际是内集团强化自身政治 的意志体现。诃利帝信仰自犍陀罗起源，经佛教化后始向外传播。大约4世纪小乘经《佛说鬼子母经》传入，8世纪初义净以律典的方式将完整的诃利帝神话引介，8世纪中期以后不空将密教化的诃利帝成就法译成汉文。这些译经对诃利帝信仰在当时的传播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尤其不空所译两部密典，由于其中记载了持诵此神之真言所获得的诸多现世成就，从而使这一信仰深入民间，其像式供养也由此流行。本文通过对不空所译两部诃利帝密典的解读，详细讨论了经典的意义和在这部经中诃利帝宗教功能的多样化，以及现存一些图像的归属。诃利帝在密教中，宗教功能从早期简单的求子和保护儿童，发展成求财、求愿、以至于求爱人求婚姻等。现存日本公布的诃利帝供养像都是密教的供养像，但分属两部不同密典所宣示的图像样式，同时四川南宋时期的石窟造像也属于密教造像。本文主要对河南省境内目前发现的汉代仿木构墓葬的建筑形式进行了类型学的探讨，主要包括了仿木构墓葬的类型、历史分期等， 分析了河南地区汉代仿木构墓葬的建筑特征和技术成就，进行了建筑学的总体论述。西安碑林博物馆新入藏《唐万善寺尼那罗延墓志》一方，志主曾是一名宫人，后嫁与德宗朝的宦王希迁，在宪宗元和末迎奉佛骨的气氛中寡居多年的志主出家为比丘尼。这方墓志对于研究唐代宦的婚姻结构、宗教信仰等内容更是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是一则值得重视的新。关于墓主的研究一直都是汉代诸侯王陵墓研究的重要课题。受限于材料，有关汉代长沙国王陵的墓主研究相对薄弱，墓主信息很难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以风盘岭汉墓为例，发掘者初步判断其墓主可能是西汉早中期长沙国某代国王或王后，结论略显宽泛。本文通过对风盘岭汉墓出土陶鼎、泥钱和铜镜进行比对分析，在发掘简报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墓葬年代为文景之际至武帝前期。继而通过排除法对历史文献记载的同时期长沙国国王或王后展分析，进一步判断风盘岭汉墓墓主以长沙戴王王后的可能性。本文还梳理了目前为止汉代长沙国王侯 高等级墓葬在汉代临湘城周边的空间分布情况，初步认为吴氏长沙国王(后)陵主要围绕岳麓山周围分布，而刘氏长沙国王(后)陵主要围绕谷山周围分布。本文针对新近发现的错金铭文"蔡公□宴之戈"铜戈，系联了目前所见的蔡公系铜器铭文，探讨了蔡公□的家族谱系。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壁龛出土一批保存完好的彩绘仪卫俑，其所佩饰物的形制和色彩尤其清晰，是秦汉佩绶形象珍贵的图像材料，揭示出有关汉代佩绶制度的一些新问题。参照北洞山汉墓陶俑所见实例，可知过去文献常见的"印绶"连称，在实际佩戴过程中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北洞山汉墓陶俑以更直接的"印"、"绶"形象揭示出它们之间的间接方式，即以较细的丝织物"縌"作为系带从而使"印"、"绶"相关联，也次向世人展示出"绶"之构件"縌"的直观形象。此外，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认为，这批陶俑之佩绶具有早期过渡期的特点，西汉初年的绶带形态尚不固定，朝廷虽已行印绶之制，对不同等级的秩所佩绶色有简单规定，但尚未如东汉一样形成体系完备的规制，汉绶本身在两汉时期存在变化。在此基础上，秦汉时期的印绶制度的发展也存在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绶"作为一种佩饰名广泛使用应在两汉时期，而真正意义上"佩绶"成风也发生在汉代。本文的研究表明关中东部夏代早期考古学文化具有独特的面貌，与当地年代较早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时代相当的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有一些相似之处，亦有一定的差别，故有必要正式命名为"东龙山文化"；并可区分为以关中东部地区为中心的"老牛坡类型"，和以丹江上游地区为中心的"东龙山类型"。该文化的形成虽与客省庄二期文化有，但明显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影响，这表明活动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曾东向发展并到达河渭之间。二里头文化从始就出现的花边高领圆腹罐，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难以找到，却更多地发现于东龙山文化中，故其应是受后者影响的产物。可能正是通过东龙山文化这个中介，齐家文化较成熟的青铜工业也影响了二里头文化，使后者的青铜文明到二里头二期后迅速发展起来。